1997年的夏天，热得像个大火炉，连柏油马路都好像要被晒化了。那年我二十六岁，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没多久，在镇上的粮管所扛大包，一天下来，浑身就没一处是干的。我们镇小，巴掌大的地方，唯一的卫生院里，来了个城里来的女医生，叫苏晴。

这苏医生，可跟我们镇上的人不一样。她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皮肤白得像刚剥了壳的鸡蛋，说话声音不大，软软糯糯的，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。她一来，我们镇上那些小伙子，魂儿都快被勾走了，没事就爱往卫生院门口晃，假装自己头疼脑热，就为了多看她两眼。可苏医生性子冷，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不多说一句话，那双好看的眼睛里，总藏着一股子化不开的忧愁。

那天下午，我刚下工，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回家。路过卫生院，正好看见苏医生一个人，正费劲地从一辆手扶拖拉机上往下卸两大麻袋的草药。那麻袋鼓鼓囊囊的，看着就沉。她一个女人家，身子单薄得像风一吹就要倒，咬着牙，脸都憋红了，那麻袋还是纹丝不动。

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就把车一停，走过去闷声闷气地问：“苏医生，要帮忙不？”

她抬起头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，几缕头发粘在脸颊上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点惊讶，随即点了点头，小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，同志。这药材得赶紧搬进库房，怕受潮。”

我二话不说，走上前，弯腰一使劲，就把那一人多高的麻袋扛到了肩上。嘿，还真沉，少说也有一百来斤。我扛着麻袋，跟着她往院子里的药房走。她走在前面，给我引路。我跟在她身后，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和皂角的混合味道，说不出的干净。

药房在院子最里面，又暗又小。我帮她把两麻袋草药都扛了进去，码放好。完事了，我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准备走人。她却叫住了我：“同志，等一下。”

我回头，看见她走到门口，把那扇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还从里面把门栓给插上了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……这是要干啥？药房里光线很暗，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来一点夕阳的余光。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咚，跟打鼓一样。

她转过身，慢慢走到我面前。她指了指墙角一个正在小炉子上“咕嘟咕嘟”熬着药的瓦罐，幽幽地开了口。她说：“这药苦。”然后，她又抬起眼，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嘴角忽然勾起一抹我看不懂的笑，她把声音压得又低又轻，说：“我甜。你……来尝尝？”

01

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当场就懵了。一个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，浑身的血“呼”地一下全涌到了脸上，烫得能烙饼。我王建强在部队里练了几年，自认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可啥时候见过这阵仗？

尝尝？尝啥？我看着她那双近在咫尺的眼睛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亮得像两颗星星。她的脸离我很近，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小的绒毛。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子里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村里的老娘们儿背地里那些闲话，一下子全钻进了我的脑子：什么城里来的女人就是开放啦，什么一个单身女人在外地不清不楚啦……

难道……难道她真是那种女人？因为我帮她扛了麻袋，她就要……用这种方式来“感谢”我？我心里又惊又乱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和愤怒。我王建强虽然是个粗人，扛大包的，可我不是那种随便占女人便宜的流氓！

我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攥紧了拳头，往后退了一大步，跟她拉开距离。我梗着脖子，声音都因为紧张变了调：“苏医生！请……请你放尊重一点！我帮你，是看你一个女人家不容易，我没别的意思！”

我说完，就准备去拉门栓走人。这种地方，我是一刻也不想多待。

可我没想到，我的话音刚落，她脸上的那点笑容，瞬间就凝固了。紧接着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。她没哭，也没闹，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委屈、嘲讽，还有一种……一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绝望。

她就那么看着我，看了足足有十几秒。然后，她自嘲地笑了一声，那笑声比哭还难听。她转过身，走到那个药罐子旁边，用一块布垫着手，把瓦罐端了下来。她又从旁边桌上拿起一个搪瓷碗，倒了半碗黑乎乎的、冒着热气的药汁。然后，她又拿起旁边一个玻璃罐子，用勺子从里面挖了一大勺黏稠的、金黄色的东西，放进碗里，搅了搅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才回过头，把那碗药递到我面前，眼圈红红的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建强同志，是你想多了。我说的是这个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这才看清，那个玻璃罐子里装的，是蜂蜜。她刚才挖的那一勺，是蜂蜜。

她说“我甜”，指的……是蜂蜜。

我的脸，“刷”地一下，从红变成了白，又从白变成了红，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看着她那双通红的眼睛，和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药，感觉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。我不知道，我这句自以为是的“放尊重一点”，会揭开她身上一个那么大的伤疤。

02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苏医生，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我结结巴巴地道歉，一张脸臊得无地自容。我真是个混蛋！人家好心好意，我却把人想得那么龌龊！

她摇了摇头，没看我，只是低头看着碗里的药汁，轻声说：“不怪你。是我自己说话不清不楚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，“也怪我……忘了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，忘了别人会怎么看我。”

她说完，就端起碗，把那碗又苦又甜的药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喝完，她像是被那股苦味呛到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泪都咳出来了。

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看着她那单薄的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我心里堵得难受。我走过去，从她手里拿过空碗，放在桌上，然后笨拙地说：“苏医生，你……你是不是有啥难处？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靠着桌子，慢慢地蹲了下去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。压抑了很久的哭声，终于从她喉咙里泄了出来，在这间安静的药房里，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让人心疼。

我一个大男人，最见不得女人哭。我蹲下身，手足无措地想拍拍她的背安慰她，可手伸到一半，又缩了回来，只能干巴巴地说：“你别哭了，有啥事，你说出来，兴许……兴许我能帮你。”

也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，也许是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出口。她慢慢地抬起头，那张挂满泪痕的脸上，充满了无助和悲伤。

那天晚上，她断断续续地，跟我讲了她的故事。

原来，苏晴是省城医学院的高材生，本来已经分到了省里最好的医院。她还有一个未婚夫，是她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感情很好，眼看就要结婚了。可是，就在半年前，她未婚夫在一场重要的外科手术中，因为过度劳累，突发心肌梗死，倒在了手术台旁，人没抢救过来。

那场手术，最后失败了。病人家属把所有的怨气，都撒在了医院和医生身上。她未婚夫死了，就成了那个背锅的人。医院为了平息事端，给了他一个“因公殉职”的名头，但背地里，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。连带着苏晴，也受到了排挤和非议。以前那些对她和颜悦色的同事，都开始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。她走到哪儿，都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光。

她受不了那种环境，也为了逃离那个伤心地，就主动申请，调到了我们这个离省城几百里远的小镇卫生院。她以为到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，就可以重新开始。可她没想到，这里的流言蜚语，比城里更伤人。

“我来这里，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当个医生，治病救人。”她哭着说，“可他们……他们都把我当成怪物看。他们不关心我的医术好不好，只关心我为什么一个年轻姑娘，要跑到这山沟里来。他们在我背后编排我，说我在城里作风不正，被男人甩了，才躲到这里来的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又看了一眼那个蜂蜜罐子，惨然一笑：“我从小就有胃病，一累着就疼。这药，是我自己开的方子，苦得很。只有配着蜂蜜，才勉强能喝下去。刚才……刚才我只是觉得，这药就像我的命一样，苦得不行。只有这一点点甜，是自己给自己的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……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想跟你……开个玩笑，没想到……”

她没再说下去，但意思我已经全明白了。我的心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又酸又疼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伤的女人，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。

0-3

那个夜晚，我在卫生院里待了很久。等苏晴的情绪平复下来，我才跟她告别。临走前，我看着她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苏医生，你放心。以后，谁要是再敢在你背后乱嚼舌根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撕烂他的嘴！”
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随即又暗了下去，只是轻轻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从那天起，我就跟卫生院杠上了。我每天下工，不再直接回家，而是先绕到卫生院去转一圈。我也不进去，就在院墙外面，假装溜达。镇上那几个总爱在卫生院门口晃荡的二流子，被我撞见过几次。我啥也没说，就往那儿一站，把眼睛一瞪，他们就心虚地溜走了。

有一次，镇上的屠夫老张喝多了酒，跑到卫生院耍酒疯，非要让苏医生给他看病，嘴里还说着不干不净的话。我正好路过，冲进去，二话不说，拎着他的领子就把他扔到了门外。我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他：“你再敢来这儿撒野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下不了床！”

那次之后，整个镇子都知道了，卫生院那个城里来的女医生，是我王建强罩着的人。再也没人敢去骚扰她了。

我和苏晴的关系，也慢慢地近了。她不再叫我“建强同志”，而是叫我“建强”。我也不再叫她“苏医生”，而是叫她“苏晴”。

我还是会经常去帮她干些体力活。卫生院的柴火没了，我上山给她砍；药房的窗户坏了，我找来工具给她修好；下雨天，院子里的排水沟堵了，我二话不说，脱了鞋就跳下去掏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嘴笨，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。我就是觉得，她一个好人，不该受那么多委屈。我能做的，就是用我这身力气，帮她挡住一些风雨。

她也对我很好。知道我在粮管所干活，容易伤到腰，就给了我一瓶自己配的药酒，让我每天擦。我有个头疼脑热，她会比谁都紧张。有时候我干活晚了，她会算着时间，在卫生院的小厨房里，给我留一碗热乎乎的蛋花汤。

那段时间，是我长这么大，最快活的日子。每天去卫生院，成了我最大的盼头。看着她在院子里晾晒草药的那个纤细的背影，看着她在灯下看医书时那张安静的侧脸，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，特别暖。

我娘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旁敲侧击地问我：“建强，你跟那个苏医生，是不是……”

我脸一红，打断她：“娘，你别瞎想。我们就是……就是朋友。”

是朋友吗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我喜欢看她笑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儿，能把我心里的所有烦恼都照亮。我这个念头，像一棵小苗，在我心里悄悄地生了根，发了芽。我只是不知道，我这棵长在泥地里的苗，能不能配得上她那朵开在云端上的花。

04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转眼就到了冬天。我们北方冷得早，一场大雪下来，整个镇子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

那天，我去给苏晴送柴火。刚进院子，就看到她正扶着墙，脸色惨白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扔下柴火跑过去扶住她：“苏晴，你咋了？”

“没事，”她靠在我胳膊上，声音微弱地说，“老毛病了，胃疼……”

我二话不说，拦腰就把她抱了起来。她很轻，抱在怀里像一团棉花。我把她抱进她的宿舍，放在床上，又赶紧给她盖好被子。她的宿舍很简单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书桌，满屋子都是书和药味。

我看着她疼得蜷缩在床上的样子，心都揪成了一团。我问她吃药了没有。她说吃了，但是不管用，得去医院打针才行。可这大雪封山，去县城的路早就断了。

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。突然，我想起村里的老中医张爷爷，他有一手针灸的绝活，专治这种急性的胃痉挛。我跟苏晴说了一声，披上大衣就冲进了雪地里。

雪下得很大，深的地方能没过膝盖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张爷爷家跑。来回十几里路，我跑得肺都快炸了，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。等我把气喘吁吁的张爷爷请到卫生院的时候，我的眉毛和头发上都结了冰。

张爷爷给苏晴扎了针，又开了几服药。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她的脸色才慢慢缓和过来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张爷爷临走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小伙子，有心了。”

我没走，就守在她的床边。我怕她半夜再疼起来。我搬了个小板凳，坐在炉子边，一边烤着火，一边看着她。炉火映着她的脸，显得格外安详。我看着看着，就有些痴了。我悄悄地伸出手，想去摸一下她的脸，可手刚伸到一半，她却突然在梦里呓语了一句。

她喊了一个名字，不是我的。是一个男人的名字，应该是她那个未婚夫。

那一瞬间，我伸出去的手，像被火烫了一下，猛地缩了回来。一股巨大的失落感，像冰冷的雪水，从头浇到脚。我这才清醒地意识到，我跟她，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能为她砍柴，能为她打架，能为她冒着风雪去请医生，但我……我走不进她的心里。她的心里，早就住着另一个人了。一个我永远也比不上的人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炉子边坐了一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悄悄地给她掖了掖被角，然后，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，逃离了那间屋子。我决定，该放下了。

05

从那以后，我刻意地开始疏远苏晴。我不再每天都往卫生院跑了，下工了就直接回家。有时候在镇上碰到了，我也只是远远地跟她点个头，然后就匆匆走开。

她好像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。有两次，她来粮管所找我，想跟我说点什么，都被我用“忙”当借口给躲开了。我不是不想见她，我是不敢见她。我怕再看到她，我好不容易筑起来的那点防线，就会全线崩溃。

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转眼就到了第二年春天。镇上传来一个消息，说苏医生要被调走了。是省里的大医院，亲自派车来接她。据说，是她那个未婚夫的事情，终于调查清楚了，完全是医疗事故，跟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医院为了补偿，恢复了他的名誉，也决定重新重用苏晴。
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扛大包。肩上那两百斤的麻袋，突然变得无比沉重，压得我差点喘不过气来。我知道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她就像一只落难的白天鹅，我们这个小水塘，终究是留不住她的。她本就属于那片更广阔的天空。

我心里又难受，又为她高兴。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只能默默地，在心里祝福她。

她走的那天，半个镇子的人都去送她。镇长、所长，还有那些她治好了病的乡亲们。大家提着鸡蛋，拿着土特产，把卫生院的门口堵得水泄不通。

我没去。

我一个人，跑到了镇子外面的那座小山坡上。我知道，从这里，能看到那条通往省城的公路。

上午十点多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缓缓地从镇上开了出来。我知道，她就在那辆车上。我站在山坡上，远远地看着那辆车，越开越远，慢慢地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最后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。

我不知道我站了多久。山风吹干了我脸上的泪。我觉得我的心，也跟着那辆车，一起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，又变回了原来的黑白色。

我以为，我们的故事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以为，这辈子，我都不会再见到她了。

06

日子又回到了从前。我每天扛大包，下工，回家。只是心里，像是空了一块。我再也没有去过卫生院，甚至连那条路，我都会绕着走。

大概过了半年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个从省城寄来的包裹。我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羊毛衫，还有一封信。

信是苏晴写的。

信里，她跟我说了她回去之后的情况。医院分给她了新房子，委任她当了科室副主任，一切都很好。她说，她很感谢我们镇上的人，更感谢我。信的最后，她写道：“建强，那天晚上，我都醒着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姑娘，能在你扛着麻袋回家的时候，为你烧好一锅热汤。”

我拿着那封信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大男人，蹲在院子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通信。大概一两个月一封。她跟我说她工作上的事，说城里的新鲜事。我也跟她说我们镇上的变化，说我爹娘的身体。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感情的事，但那份牵挂，却穿过几百里的距离，系在了我们俩的心上。

那件羊毛衫，我一直没舍得穿，就压在箱子底。每年过年，我才会拿出来，对着镜子比划一下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回去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哥在外地做生意挣了钱，让我也过去帮忙。我离开了那个小镇。再后来，通信就慢慢地断了。不是不想写，而是生活越来越忙，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我知道，我们俩的缘分，可能真的就到此为止了。

如今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我也从一个壮小伙，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。我后来终身未娶。我爹娘总说我傻，说我心里有个人，就容不下别人了。我也说不清楚。

去年，我因为身体不好，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病。办住院手续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专家介绍栏。在心外科那一栏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：苏晴。照片上的她，穿着白大褂，戴着眼镜，已经是主任医师，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了。她比年轻时胖了些，但那双眼睛，还是那么亮，那么好看。

我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直到护士叫我的名字。我没有去打扰她。我知道，她过得很好，这就够了。我们现在，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我这个扛大包的，怎么好意思，去打扰一个大专家的生活呢？

只是有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199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，想起那个昏暗的药房，和她那句带着绝望和自嘲的玩笑话。那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在我心里埋了一辈子。它没有开出花，却长成了一棵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大树，支撑了我所有的岁月。